作者：单士兵

　　今年温家宝总理在“两会”时频发“尊严论”，让“尊严”这个词最近很受关注。一个人的尊严贯穿于整个生死过程。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“生得伟大，死得光荣”，但是，一个最起码的底线就是，每个人都应“生得体面，死得正常”。

　　这意味着，每一个生命的非正常死亡，都必有尊严受损。以公民非正常死亡为切口，足以剖析现实世界的尊严到底离我们有多远。比如，假如一个普通公民死在看守所里，我们可以由此去探询公民权利与法律尊严；假如一个国家公民死于战场上，就会关联着民族尊严。

　　托马斯·林奇在他的《殡葬人手记》中说，“安葬死者经过那么多的程序，就是要表明，他们曾经生活过，他们的生活方式有别于一块石头、一棵杜鹃花，或一头猩猩，他们的生活值得叙说和回忆”。这意味着，没有一种死亡可以轻忽，而非正常死亡更不可以漠视。不管是死于一场车祸，还是一次食品安全事故，抑或是在支付不起医疗费用的等待救助中死亡，都不应该被麻木对待，因为它们背后都可能包含着某种公共管理危机与公共制度的积弊。

　　遗憾的是，在现实生活中，不仅仅有太多已经麻木公众耳目的非正常死亡，甚至连一些无比吊诡，极大冲击公众心灵的非正常死亡事件，有时都没有完成起码的真相追踪，更遑论加以深度解剖了。如果对公民的非正常死亡缺乏足够的敬畏与关照，不能从中汲取深刻的现实教训，来催发相关制度改良，这很可能使公民尊严的底线一再沦陷，遭受到更多残忍而悲情的践踏。

　　不妨来看最近一些引起公众强烈关注的公民非正常死亡事件。日前，江西九江市修水县看守所在押的犯罪嫌疑人陈绪金突然死亡，警方称其系上厕所时“摔死”的；就在上个月，河南鲁山县看守所就发生“喝开水死亡”事件；再往前追溯，有去年云南躲猫猫事件，以及聂树斌被屈打成招致死案。种种事实表明，刑讯逼供制造的看守所死亡黑洞，仍然在以极其诡异的姿态不断展示，以至于出现包括“做梦死”这样令人惊谔的死法。

　　曾经，中国公民孙志刚用他的“非正常死亡”，令收容遣送制度得以废止。本来，以一个公民的“非正常死亡”为代价，这样的制度改革已经太过沉重，成本已经太高了。令人难以承受的是，现实之下有很多公共治理问题以及制度积弊，竟然在一次又一次让公民付出非正常死亡的代价之后，仍然无法让人确信哪一个才是最后的“冤死者”。事实上，在多年前聂树斌被屈打成招致死后，公众现在不是仍然需要面对诸如“喝开口”、“躲猫猫”之类令人不堪的死亡情境吗？这样的现实，不禁让人想起陶行知当年曾经发出的那句感叹，“中国没有废掉的东西，如果有，只是人的生命！”

　　没有什么比丧失生命更值得悲悯。不论是哪一个群体的非正常死亡，不论是哪一种情境的非正常死亡，都包裹着很多值得思索的问题。在2008年，汶川强震曾让数万的生命陨灭，这样天灾造成的非正常死亡，同样催发公众反思公共建筑质量问题，吁求更好的人性关爱与尊严呵护；在2009年，有许多官员非正常死亡事件令人关注，比如，湖南武冈市常务副市长杨宽生跳楼自杀，就引发了舆论对官场生态恶化与官员人格尊严沦丧的深层反思。

　　每一种非正常死亡都必有尊严受损。因为生命尊严的价值弥足珍贵，只要顺承着那些非正常死亡的事件，我们就一定可以触摸到最真实、最残酷、最本质的现实内核。在执法过程频繁出现当事人非正常死亡，损害的是司法尊严；官场生态异化情境下出现的官员非正常死亡，损害的是行政尊严；在食品安全危机中出现的非正常死亡，损害的是市场尊严；在特大天灾人祸中非正常死亡的人们如果不能被记忆，损害的就是国家尊严。

　　在这世界上，没有什么比人的生命尊严更值得尊重，也没有什么比重视人命更重要的事。要赋予公民真正有尊严的生活，一个最基本的底线就是，诸多领域的问题解决不能再以过多的公民非正常死亡为代价。更不能在公民非正常死亡之后，依旧拿不出相关问题的解决之道。